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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科·瑙曼（Nico Naumann）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，在家中的三个兄弟中排行最小 。
他自幼便在杜塞尔多夫学习成长，1980年在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高中获得科学文凭。

1980年10月，他作为护士去军队服役。
在此期间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借助录音带自学意大利语。

1981年10月，他通过了意大利米兰帕维亚大学的入学考试，并于1989年毕业，主攻医学和外科。

毕业后，他回到德国，担任普通外科手术医生一年。

随后，在1996年，他在科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专攻妇产科。
同年，他前往伦敦，在伦敦著名的”百年医疗街”哈里街的妇科和生育中心担任生殖医学和微创外科研究员两年，专门研究生育问题和外科内窥镜检查，并深入生育辅助（包括试管婴儿）专业研究。

1998年冬天，他获得奖学金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实习，并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实习，继续在不孕不育领域做深入研究。

他是以下科学协会的成员：

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学会（ESHRE）
德国妇产科学与技术学院（DGGG）
美国生殖医学学会（ASRM）

他于1999年移居意大利，在罗马担任妇产科医生，并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。

真实的故事

疫情期间异国生产的故事

我是在罗马工作的中国人，初次怀孕本就充满紧张焦虑，又正值新冠疫情期间，意大利蔓延的疫情更加剧了我和爱人的不安。但很幸运，我结识了Naumann医生。在我认识的前后十余年陆续在罗马生娃的中国同事中，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Naumann医生，在她们的一致推荐下，我也幸运地成为了Naumann医生病人的一员。 Naumann医生是德国人，会讲英语，是罗马为数不多的可以用英语交流的妇产科医生之一。他十分专业，每次的产检B超都详细地给我们讲解子宫和胎儿的各个部位，认真程度好似让我回到了中学的课堂。孕期我检查出了妊娠糖尿病，是Naumann医生用他的专业化解了我的焦虑和紧张，并最终安全顺产。他也非常幽默，产检时总是能在笑声中化解我和爱人初为准父母的不安。 Naumann医生永远在线，孕晚期出现临产征兆后，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，他总会耐心及时地回复我们的电话和信息，令人颇为心安。产后出院回家后，Naumann医生也每天主动询问我的感受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，Naumann医生不同于我对妇产科医生的刻板印象，在关注胎儿成长健康的同时，也非常重视我的身心健康。每次产检我和爱人都会罗列出多个问题让他一一解答，但他在回答之前，第一句话总会问我的感受如何，让我感觉受到了尊重，在他这里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个孕妇，也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的正常人。 疫情和中国入境政策的突变打乱了我们原本回国生产的计划，最终滞留在意大利生产。虽然初为人父母，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，但从产检到生产，只要Naumann医生在身边，我们就觉得心安。 由于疫情原因，我见到的Naumann医生始终戴着口罩，直到产后我们带着女儿去复查，Naumann医生抱着在他的近十个月监护下顺利诞下的婴儿拍照时，他才摘掉口罩露出了“真面目”。我小小的女儿被他大大的双手抱在怀中，就像整个怀孕期间我和胎儿被他悉心照料一样，安全感十足。